在严密的安保下，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于9月27日举行。安倍晋三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竞选演讲中被暗杀。这是日本55年来首次为前首相举行国葬，也是继1967年为吉田茂前首相举行国葬后，战后日本第二次为前首相举行国葬。

包括政府日本3个支部的负责人在内的4000多名海外贵宾参加了安倍的葬礼，在设立献花摊位的会场外，人们排起了长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在悼词中赞扬了被杀首相的成就，说:“你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努力地维护和加强开放的国际秩序。”

安排一个机会来悼念被枪杀的人，没有多少人会反对。然而，反对安倍国葬的声音日益高涨，在最新的《每日新闻》民意调查中，约60%的人表示不赞成国葬。一些在野党领导人没有参加9月27日的追悼仪式，并举行了抗议集会。

——岸田文雄的高压政策助长了分裂

岸田文雄此前解释说，“国葬是为了(对前首相的去世)表示全国上下的哀悼”，但没有形成国民的共识，最终导致了分裂。这一责任在于岸田文雄本人，他专注于国葬的礼节，并强迫自己的计划得以通过。

首先，在日本，为政治人物举行国葬没有明确的标准和法律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主权公民的国会参与决策过程是绝对关键的。但是，岸田文雄表示，“不会屈服于暴力，守护民主主义”，并没有把这一问题交给国会处理，只在内阁批准的情况下决定举行国葬。他的行为应该受到忽视议会民主主义规则和滥用行政权的批评。

安倍的葬礼花费了纳税人约16.6亿日元(约合1150万美元)，部分费用将由储备基金支付，无需国会通过决议。

此外，根本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那就是，为什么要为安倍前首相举行国葬。虽然他是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确切地说，他总共在位8年零8个月——但他下台才两年，他领导的政府的历史意义还没有确定下来。学校运营方森友学园和阁教育的偏袒嫌疑、国家出资的樱花会争议等一系列政治丑闻仍未解决。

安倍被认为与统一教会有很深的联系，这是一个宗教团体，正式名称为世界和平与统一家族联合会，这引发了对他国葬的反对。有人怀疑，他是自民党所属议员和争议团体之间的重要联络人。

然而，岸田文雄以安倍已经去世为由，拒绝调查安倍与该组织的联系。对内阁成员和自民党议员的调查并不充分。岸田文雄试图将怀疑推到地毯下的方式，最终加深了公众的不信任。

岸田文雄在回应越来越多的批评时重申，国葬不是强迫人们表达哀悼。他没有要求全国的地方政府或教育委员会向死者表示敬意。由于岸田文雄试图强行推行不合理的做法，国葬被冲淡了，变成了一个门面。

岸田文雄参加了国会参众两院的闭会审议，最终在国葬批准一个半月后举行，但总共只进行了3个小时。他的回答缺乏说服力。

岸田文雄强行参加安倍国葬的方式表明，他缺乏“倾听他人的能力”，也缺乏他曾吹嘘为自己强项的“彻底而仔细的解释”。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前任——安倍和他的继任者菅义伟(Yoshihide Suga)——及其内阁如何在不听取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武断决定的自我反思。

——不让国葬成为先例

在安倍举行国葬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为政治人物举行国葬并不适合价值观多元化的当今社会。

在战前和战时的日本，不仅为有军事成就的人举行国葬，还为皇室成员举行国葬，以此来增强民族自豪感。因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不久就废除了当时的国葬法。

甚至在吉田前总理举行国葬时，专家们也对当时政府的决定提出了质疑，认为国葬标准不明确，缺乏法律依据。

因此，1975年前首相佐藤荣作的葬礼是由当时的内阁、自民党和民间志愿者共同举办的“公开葬礼”。自1980年大平正芳前首相的葬礼后，由当时的内阁和自民党联合举办的追悼会成为前首相最后的悼念方式。

政府如何营造一个平静送别逝者的环境，同时获得公众的理解?然而，岸田文雄坚持当时的政府应该决定是否举行国葬。但这就留下了任意举办这一活动的风险，并可能导致迫使公众哀悼某个特定政治家的去世。

缺乏对这些微妙方面的考虑削弱了哀悼的环境，导致了更深的分裂。我们绝不能让安倍的国葬成为未来的先例。这些都是我们得到的惨痛教训。